葉文嘉

李暟宸的大學同學，在歷史博物館工作，做文物考據做了 8 年。她謹慎、不輕易下結論——樣本不足，她寧可說一句「不能武斷」。

對李暟宸來說，她是少數幾個他還信得過、也還聯絡得上的人。

辦公室在展場後面那條走廊底，窗戶朝北，桌上永遠攤著三四份對照到一半的資料。

她的工作說穿了就是比對：同一個符號在不同時期、不同地區的寫法差在哪裡，哪一筆是原本就有的，哪一筆是後人補的。這種事快不起來，也不能快。

這個習慣讓她在館裡不算好相處——別人要一句可以寫進新聞稿的話，她給的是三個但書。代價是說出口的話有分量。

她跟李暟宸是大學同學。那時候他跑社會線，她泡圖書館，兩條路差得很遠，有一點卻是像的：都不太願意把「大概」當成「就是」。

這幾年他們聯絡得少，她的號碼倒是一次也沒換過。

李暟宸把 4 個方塊字的截圖傳給她。她看了很久，給的結論很謹慎:這些字不像漢字，也不像日韓越泰、阿拉伯或任何她熟的文字系統;它的密度、排列、線條，跟她見過的所有文字都不太一樣。

重心是機械般的等距，可起筆、收筆、筆順，得有動態的影格才能確認。她勸他先去睡。

她在館裡的評價兩極。要一句能寫進展板的結論，找她最慢；要確認一件事會不會出錯，所有人都來找她。

她的標準很固定：樣本不足就說樣本不足，證據只能推到哪裡就停在哪裡，中間不填想像。這套標準讓她 8 年來沒出過一次要更正的錯，也讓她在每次企劃會議上都是最難溝通的那一個。

有同事私下說她太慢。她聽過這個說法，沒反駁——文物考據錯一個字，抄的人是後面幾十年所有人。

桌上永遠攤著三四份對照到一半的資料，下班不收。她說收了明天要重新想一次剛才想到哪裡。

她跟李暟宸大學時不同系，修過同一門通識。真正熟起來是畢業之後——那幾年他還在報社，常為了查資料打電話給她。

他離開報社改自由接案之後，聯絡少了。少歸少，沒斷過，一年總有幾次。

她知道他在查什麼樣的東西，也知道他不會把一半的話講完。這一點她不追問。他要她看的，多半是一張截圖、一段影片、幾個符號，附一句「你看得出來這是什麼嗎？」

她的回覆通常比他想要的保守。他每次都嫌，每次還是再傳下一張過來。